前所未有的考验—浅谈中新社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图片报道******
宗金柱
一场建国以来等级最高的大地震，把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毫无准备的数百万民众身上，也把毫无准备的我们引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新闻大战中，说毫无准备其实并不完全属实，中新社摄影部在四年前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突发事件报道组，以应对近年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突发事件，四年来的报道经历曾经使我们过早地得出一个结论：以目前的准备，我们已足以驾轻就熟地应对中国境内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然而，汶川大地震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从图片报道取得的成绩来看，虽然总体上赢得了胜利，但我们赢得并不轻松。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理应做一个回顾：我们是如何组织策划这次特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倾全力于一隅
汶川地震的破坏规模之巨大、影响范围之广泛、持续时间之漫长、地域灾情之特殊，都是前所未有的。与之相应，中新社领导层审时度势，在整个战役报道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图片报道上更是倾全力于一隅。
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根据社委会的指示，摄影部立即成立了由王瑶副总编和宗金柱、任海霞组成的图片报道应急指挥小组，具体负责统筹协调前后方的图片报道事宜。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足够的报道力量，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摄影记者来说，到达现场就意味着成功的一半甚至更多。
在地震发生地，四川分社和重庆分社的摄影记者已在第一时间出动，冒着余震的危险发回首批反映成都及附近地区灾情的照片。但分社的人手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摄影记者前往支援，而且，重中之重是尽快把记者派到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然而，总社摄影部却面临着一个困难：部门所有14名摄影记者中，有9人正在外地出差，在京的摄影记者又大都是女性，而且各有采访任务在身，只有一人——恰好是曾经采访过丽江大地震的邹宪——可以立刻动身前往地震灾区。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准备，他和《中国新闻周刊》的摄影记者刘震一起出发了。随后，其他在京记者也被动员起来，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出差在外的总社摄影记者和国内各分社的摄影记者也得到了消息，纷纷打来电话请战。
第二个从远道赶往四川的是广东分社摄影记者陈文，他在地震第二天上午跟随一架运送救灾物资的飞机飞往灾区，出发前主动打电话向总社报告行程，摄影部当即指示其留在成都，加入刚刚成立的前方地震报道组。接着，刚刚从美国分社调回总社的老摄影记者贾国荣从北京出发了，刚刚在珠峰完成奥运火炬传递报道任务的年轻摄影记者盛佳鹏从拉萨出发了……
13日，摄影记者邹宪、郭晋嘉抵达被地震夷平的北川县城，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设法发回首批反映重灾惨况、部队救援、温总理视察的照片；另一名摄影记者刘震正与同行的文字记者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泥石流频发的山路上徒步赶往汶川；同时，总社摄影部与一名军方通讯员取得联系，以国内媒体中最快的速度发来空降兵在汶川准备实施空降的照片。15日上午，长时间与总社和前方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两名摄影记者先后从空中和陆路到达核心灾区——汶川县城和映秀镇，他们成为全国新闻媒体中最早赶赴震中灾区的摄影记者之一。
随后，更多的摄影记者从总社和分社赶来。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社迅速集中了15名摄影记者，多批次开往汶川、北川、都江堰、绵阳、绵竹、卧龙、青川、理县等重灾区，不断拓宽报道规模，深化报道主题。
在社领导的统筹安排下，我社在摄影采访力量的投入上充分把握报道节奏，采取了先重后轻、逐次投入、轮番上阵的办法，既注意集中力量，又没有一下子把力道用尽，从而保证了报道的持续高效。在分批轮换中，全社的男性摄影记者几乎全部轮战一遍；王瑶副总编和郭晋嘉则是全国媒体中到灾区采访的少数女摄影记者之一。面对残酷的灾情和万分艰苦的采访，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忘我的职业精神和献身精神。
我们不会忘记，本社的文字记者在采写大量文字稿件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拍摄了大量的现场照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摄影通讯员和签约摄影师，也是我社抗震救灾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关键时刻成为一支有力的支援队伍。
六个和一百个
无论从报道规模还是报道方式来说，中新社在汶川大地震中的作为皆可称得上一场全方位的立体作战，国内外各分社都直接或间接地投身其中，发稿数量创下空前的历史记录。据统计，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周内，全社所发相关图片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导致高峰时的单日发稿量达到平时的8倍以上。每天向总社摄影部上传图片稿件的，除了100多名本社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与中新社签约的摄影师。
然而，作为全社图片发稿中枢的摄影部编辑组，连同部门负责人加起来却只有6名编辑(签稿人)，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本来平时值班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毫无调整余地，每逢有人生病或休假，其他人就不得不加班加点，但也尚可勉强支撑。此次遇到这种特大规模的突发事件，人手不足的问题立即严重凸显出来，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
地震发生当日，摄影部对图片编辑的值班班次和值班时间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单人班一律改为双人班，夜班时间大大延长，个人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以上。令人感动的是，每到关键时刻，我们中新社人总能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奉献精神，前方记者如此，后方编辑也不例外。每天，他们既要废寝忘食地处理海量的来稿，又要与前方记者进行千头万绪的协调，并随机处置各种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
编辑组每天要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盘点当日报道，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次日报道作出安排。主要是根据灾区形势的发展，提醒记者对报道重点做必要的调整，如搜救工作进入第十天时，被埋者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报道中要体现这种阶段性变化。由于灾区的通讯中断，前后方的联系非常困难，电话打不通，就采取发短信的办法，把社领导的指示、新的报道意图以及最新信息通知前方记者，他们在新的地点找到信号开机时就可以看到。
最初几天，稿件传输遇到极大的困难，有时是因为找不到无线通讯信号，有时是为了节省海事卫星电话的电池，记者只能放弃正常的传稿程序，用尽量短的时间把所有照片一次性发送到摄影部的公共电子信箱，其中许多照片没有完整的图片说明。编辑们不得不一张张查找资料、补写说明，然后再一张张上传到采编系统。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而且导致夜班编辑无法与美国分社签稿人正常交接班，常常是工作到凌晨二、三点甚至通宵，才能处理完信箱中的所有稿件。在最紧张的日子里，有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7个小时以上。
据统计，在震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摄影部签发的地震报道图片超过一万幅(其中对境外发通稿照片2300幅)，接近全年发稿量的三分之一，而且其它各项工作并没有受到地震报道的影响。同时，我们在百忙中还参与主办了在境外(土耳其)举行的首个抗震救灾展览，参与组织策划了我社主办的“四海同心——海外华人华侨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并为出版抗震救灾画册和举办展览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以策划取胜
在数码相机、互联网充分普及和交通高度发达的时代，拍摄突发事件照片已经不是少数摄影记者的专利，一个新闻单位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在报道策划上下工夫。策划出精品，策划出实效，策划出独家照片。当然，突发事件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任何新闻单位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完善的报道规划，但随着态势的发展而及时调整报道策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策划，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关于宏观策划，我社此次在指挥机制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首次在前方设立了应急报道指挥部，为赢得这次重大战役性报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今后的特大突发事件报道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下仅从微观角度谈一下汶川地震中的图片报道策划。
——题材策划：寻找热点盲区。
汶川大地震波及面非常广泛，各家媒体在报道人员救助这一共同热点时，必有一些被忽略的“热点盲区”，及时抓住别人一时没有注意到的热点题材加以报道，是避免题材“同质化”的法宝。地震报道初期，我社摄影部早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卧龙的国宝大熊猫，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以领先国内媒体两天的时间差，最先报道了《地震中抢救国宝大熊猫》这一世界关注的题材，成为广受用户欢迎的独家照片。后来，我社摄影记者任晨鸣再赴卧龙、雅安，跟踪拍摄了“失踪大熊猫被找到”和“卧龙大熊猫转移安置”等照片，形成一组完整的报道。
再如我社记者贾国荣率先发出的“北川堰塞湖存在引发洪水危险”一组图片，也是利用了相对盲区而打了一个时间差，最早报道这一热点问题。其实，所谓“盲区”都是相对的，在新闻事件的演变中，会形成一个个阶段性的新热点，能够在新的热点刚形成时比别人发现早一点，就是成功的策划。
——角度策划：不忘自家面目。
国内各家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在关注共同热点的同时，又在报道角度的策划上各有侧重，因为读者不同，品位各异，这种策划必然带有浓厚的“受众意识”。作为中新社的摄影记者，我们理应特别关注与海外有关的报道题材，从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来选择报道角度。第一拨摄影记者到达地震灾区后，摄影部反复向他们强调，在第一时间报道灾情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外籍和港澳台人士的行踪。我们率先发出了外国旅游团被营救转移等照片，并提示记者关注60名台湾游客被困的情况，可惜未能拍到。此外，外国救援队开展救助活动、国际救援物资抵达灾区等，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深度策划：用镜头深挖故事。
即使在汶川地震这种特大突发事件中，摄影记者也面临着激烈的“同场竞争”，此时的报道影像策划显得尤为重要。同样的题材如何拍出特色？如何运用摄影语言扩充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是影像策划中的重中之重。地震发生后第二天，针对发回的图片中存在的重面不重点的问题，我们在与前方记者的沟通中强调了“抓细节、抓故事、突出人情味”的重要性，从而扭转了浮光掠影式的泛泛报道。在后来的报道中，前方记者始终贯彻了这一策划意图，通过耐心地跟踪救助被困人员的全过程，拍摄到多个被困人员奇迹获救以及与亲人劫后重逢的感人场面，增加了图片报道的深度和分量。
——时效策划：当面抢到的第一。
网络时代，真正的独家报道已不多见，媒体竞争更多地体现在时效的拼抢上。在汶川地震的图片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不少时效上的“第一”，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第一”来自策划：在所有媒体都预先知道的全国哀悼日报道中，摄影部出动三名采编人员，通过紧密配合，第一个发出了《天安门广场首次为普通民众降半旗》的历史性照片，上了众多门户网站的头条。
回顾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所有的经验教训将被我们铭记。我们相信，下一次将做得更好。尽管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灾难，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
(历史资料)
二十大代表风采丨“千里背母上大学”的刘秀祥返乡任教十年：一个都不放弃******
中新网贵阳10月7日电 题：“千里背母上大学”的刘秀祥返乡任教十年：一个都不放弃
作者 周燕玲
2022年，是刘秀祥回到家乡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教书育人的第十个年头，身为望谟县实验高中副校长的他，更为人熟知的一个身份，是14年前“千里背母上大学”的主人公。
“80后”的刘秀祥出生在望谟县弄林村，幼年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因伤心过度患上了精神疾病。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姐姐外出谋生，母亲病情加重，家庭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刘秀祥身上。
命运的苦难并没有将他击垮，反而更加刻苦，小升初时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到县城中学。从老家到县城，刘秀祥携母踏上了漫漫求学路。进入高中，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利用课余时间捡废品维持生计，他累并憧憬着。
2007年高考，他却因病失利；2008年再次奋战考到山东上大学，当年9月他再次带着母亲去求学，“千里背母上大学”的他感动了无数人。走出大山进入大城市，是很多山里孩子的梦想，刘秀祥也是这样想的。2012年，刘秀祥即将大学毕业，最初他并不打算回贵州工作，而是计划在外省找一份好工作，再寄钱回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然而，因为刘秀祥大学期间资助的一个妹妹刚好初三毕业，却选择了不读书，无论刘秀祥怎样劝都没有用。于是，刘秀祥毅然选择回到望谟县，他要去告诉那些曾经像他一样贫困的孩子或是迷茫中的孩子，“人生一定要有梦想，即使遇到困难和挫折快要放弃时，一转身我就站在身后。”
资料图：刘秀祥在瓮安县与学生们交流。 受访者供图“我能给予他们动力，为什么？刘秀祥能走出来，他们一定能走出来，因为他们不需要像我那样带着母亲四处奔波，不需要像我那样艰辛。”刘秀祥坦言，自己通过读书走出了大山，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美好，想回来告诉山里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很美好。
2012年，回到望谟县的刘秀祥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同年8月他发起“助学走乡村行动”，最初主要是进行劝学活动。刚开始是他自己和几个老师，骑着摩托车走村串寨，四处劝学。因为很多家长的不支持，刘秀祥吃了不少闭门羹。
“曾遇到一个小女孩，由于父母思想落后，初三毕业后，家人就安排外出务工补贴家用。”于是，刘秀祥就骑着摩托车去劝说，无论他怎么讲，学生家长就是不让孩子回校读书，半年时间刘秀祥去了12次，最后一次惹怒了学生家长，家长把拴着的狗给放了，刘秀祥被恶狠狠的狗追着满村跑一头栽到坎下，后脑勺被磕破了，至今还留有疤痕。
然而，越是这样，越坚定了刘秀祥劝学的信心。10年来，刘秀祥骑坏了8辆摩托车，遭受不解和谩骂的他却从未想过放弃，成功让1800多位学生重返校园。劝学期间，刘秀祥又发现，劝回学校的孩子没过多久又不见了，主要原因是学生家里生活困难。
资料图：刘秀祥在与学生互动。 受访者供图为此，刘秀祥开始了助学活动，最初是他自己出钱，后来又找朋友、找同事借钱。由于捐资助学体量大，刘秀祥就拿着孩子的资料去找县城的“小老板”，他去过五金店、餐馆、超市等地，用他的话说，“为了孩子，自己可以连尊严都不要。”
助学期间，刘秀祥还时刻呵护学生的自尊心。2013年，刘秀祥班上有一位女学生一周内找了他五次，每次都是同一个话题，就是不读书要外出务工，后来刘秀祥去学生家里家访才得知，她妈妈和叔叔智力障碍，爷爷年迈多病，她和弟弟上学，只靠父亲一人务农养家。
当时，刘秀祥没有资助的资源，就自己出钱解决那位女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孩子自尊心很强，她看到我资助的还有许多同学，她死活不要，后来就骗她说是对接外面好心人资助的。”
直到那位女学生考上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刘秀祥家里看到了自己曾经写给资助人的所有信件，她才知道一直是刘秀祥在资助自己。如今，那位女学生已大学毕业，并回到望谟工作。
2016年开始，刘秀祥围绕公益讲座、教师培训、学生德育教育、学生资助成立名师工作室，吸引校内、校外的教师加入其中，通过演讲，刘秀祥助学活动的队伍和资源逐渐增加，有教师、企业、爱心人士，甚至教出来的学生也加入进来。
资料图：刘秀祥在望谟县实验高中给学生们作主题班会。 受访者供图10年间，刘秀祥发起的助学活动涵盖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生，目前对接资助的孩子有4200多人。10年教育路，刘秀祥见证和参与家乡的发展，2012年望谟县10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考上本科仅70人，10年后的2022年，望谟县全县参加高考的人数2420人，本科上线人数达1302人，教育质量从黔西南全州挂末提升到全州前三。
“十年教育的生涯让我意识到，越是偏远的地方越需要优质的教育，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更好的未来，无论他出生在哪里。”刘秀祥说，未来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充分发挥名师(劳模)工作室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一个都不放弃，帮助孩子们树立自信，让更多孩子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作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也是千万个扎根山区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刘秀祥坦言，自己主要关注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方面，希望充分利用好特岗教师资源和发挥好特岗教师的作用，同时给予更多山区乡村教师学习成长的机会和平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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